当我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,我曾梦想着革命。身体上,我生活在20世纪80年代,即里根时代,但智力上,我回到了1917年的格林尼治村。我会坐在大学图书馆里,阅读一本名为《新大众》的旧杂志。这是一本设计华丽、印刷精美的杂志,面向受到俄国革命启发的激进分子。他们相信,一个新世界正从旧世界的灰烬中诞生,活着就是一种幸福。

 

当时的左翼知识分子感觉他们被卷进了历史的洪流,完全投身于似乎近在咫尺的天堂。卡尔·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·恩格斯揭示了深刻的历史潮流。革命先锋队走在了前列。约翰·里德(美国无产阶级作家、哈佛大学1910届学生)去了俄国,参加了革命,并撰写了《震撼世界的十天》。几十年后,纽约城市学院的年轻犹太激进分子逃课,在学生自助餐厅闲逛,并就共产主义在美国的未来展开辩论。托洛茨基派坐在第一个壁龛里,斯大林派坐在第二个壁龛里,他们的一次争论可以持续6~8个小时。争论耗尽了他们的精力。当革命到来时,对马克思主义的哪种解释占上风就很重要了。
我不知道我是否真的致力于马克思主义——当时我称自己为民主社会主义者,但我致力于这种生活:为了正义和世界历史变革而进行充满激情的智力投入。
然后,在我大学二年级时,我被指定阅读一本由埃德蒙·伯克撰写的书,书名为《法国大革命反思录》。伯克反对我相信的一切,或者说,反对他以为我会相信的一切。伯克认为,革命性的变化是草率的——你永远不知道它会引发什么样的意外影响,理性的力量不足以理解世界的复杂性,我们应该尊重我们文化中的“公正的偏见”,我们应该尊重那些经受了时间考验的传统。伯克为体面的生活、礼仪、礼貌和骑士精神辩护。他说,这些要素使生活变得柔和,使社会变得有荣光。
我对这本书的厌恶,是无法诉诸言表的。我写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章,对它嗤之以鼻。但是,即便在那时,我也隐约意识到伯克已经惹恼了我。
在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,小威廉·F.巴克利来到校园。我当时是校报的幽默专栏作家,曾经写过一篇恶搞巴克利的文章,主要内容就是指责他是个名声败坏的吹牛大王。一位名叫内森·塔尔科夫的教授把这篇恶搞的文章转交给了巴克利。显然,巴克利认为这篇文章很有趣。因为,在他对学生团体的演讲结束时,他说:“戴维·布鲁克斯,如果你在观众席中,我想给你一份工作。”
我不在观众席中。当时,我被选中参加PBS的一个节目,与伟大的经济学家米尔顿·弗里德曼进行辩论。所以,我去了帕洛阿尔托,弗里德曼在当地的胡佛研究所工作。这场辩论的奇特之处在于弗里德曼与年轻人对话。这是我第一次在电视上露面,YouTube视频网站上有当时的节目视频——我留着爆炸头,戴着巨大的圆框眼镜。在这期节目中,我一再强调我从一本左翼书籍中“剽窃”过来的观点,然后弗里德曼会击破我的观点。然后,镜头会在我绞尽脑汁、搜肠刮肚的时候锁定我的脸。
前后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,我们才录完那期节目的所有剧集。晚上,弗里德曼和他的妻子罗斯带我们出去吃饭,和我们谈论经济问题。我以前从未见过鲜活的自由主义者,所以,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全新的世界。我也从来没有遇到和亲眼见过这样一对夫妇,他们全身心地投入想法中,并通过想法相互交流。我的思想开阔了。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,我都受到他们这种有着共同智力使命的生活的鼓舞。
几年后,我在芝加哥的南区和西区做记者,部分报道涉及一些糟糕的住房项目,这些项目基本上已经不适合居住了。我突然想到,这些项目是由社会学家设计的,他们的意图是很好的——把旧公寓夷为平地,用闪闪发光的新公寓取而代之。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,当他们拆除旧公寓的时候,他们也在拆除人们营造的无形的支撑网络。正是这些网络,使得人们可以忍受他们的生活。在物质上,建筑商让社区在一段时间内变得更好,但社会状况却变得更糟了。他们缺乏认识论上的谦逊。
我突然想到,这正是伯克曾经警告过的事情。我重读《法国大革命反思录》,结果看得我目瞪口呆。我并不相信伯克兜售的所有东西,但我现在开始看到,这种叫作保守主义的东西是包含着一定智慧的。
我联系了巴克利,询问他给我的工作是否仍在考虑之列。他给予我确定的答复。不久,我就去《国家评论》杂志社工作了。突然间,我被一场致力于思想和革命性变革的运动包围了,就像当年我在大学里遇到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。事实上,这场运动中的许多人就是当年的马克思主义者。在很大程度上,现代保守主义运动是由饱受现实蹂躏的前马克思主义者发起的,这些人包括惠特克·钱伯斯、詹姆斯·伯纳姆、欧文·克里斯托尔、马克斯·伊斯曼等等。
他们早先的立场,仍有残余。正如克里斯托尔在他所著的《新保守主义》(Neoconservatism)一书中引用托洛茨基的话所说的那样:“年轻时参加激进运动,就像年轻时坠入爱河一样。这个女孩可能最终只是粉黛骷髅,但爱情的经历是如此宝贵,永远不会因为最终的幻灭而完全瓦解。”
我花了几十年的时间,才弄清楚我是什么样的保守派。最终,我意识到我是一个伯克派保守派。我思想的核心内容,都包含在伯克的《法国大革命反思录》中。我从不怀疑思想的力量,因为这本书改变了我的生活。通过命名一种哲学,它唤起了一些潜藏在我心中的知识。它已经成为我看待世界的基础。思想是会有结果的。
当弗里德曼和巴克利年事已高,濒临死亡时,我曾询问他们是否感到满足。他们都以比最初预期的更深远的方式改变了历史。现在,他们觉得可以休息和享受安宁了吗?两人都不明白我在说什么。他们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。直到他们去世的那一天为止,他们一直在推动思想,为思想而活,并试图让世界朝着他们的思想的方向稍做调整。他们,就是智力承诺的典范。
他们曾经非常激进,至少在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。在当时的美国,几乎没有人赞同他们的观点。但最终,有数亿人赞同他们的观点。有些人逆水行舟,他们代表一些想法,并呼吁改革。在他们身上,有一种美在闪耀!
我回想起我的大学时光,非常感激这所大学——芝加哥大学——给了我一个开放的书架。在那里,我可以找到《新大众》;在那里,教授们会有胆量强迫我读一本当时我真的很讨厌的书。学校,可以改变生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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